大公报(长沙)1915-9-1-19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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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编号:KW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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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介绍

大公报(长沙)1915-9-1-1927-3-1

资料编号:KW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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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沙大公报馆

出版机构:长沙大公报馆

出版时间:1915.9.1—19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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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长沙《大公报》
来源: 《新闻爱好者》杂志2009年第16期
韩爱平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有两家影响较大的《大公报》,即诞生于1902年6月17日的天津《大公报》和诞生于1915年9月1日的长沙《大公报》。但是,人们一般只知道天津《大公报》,而不知道长沙《大公报》。其实,诞生在社会剧烈动荡中的长沙《大公报》,一诞生便表现出了锐不可当的气势。无论从内容、办报宗旨、版面安排上都超出了处于低潮期的同时期的天津《大公报》。它的创刊,就体现了一种勇气――报人为民请命、言论报国、誓死以赴的勇气!

  1915年秋,正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紧锣密鼓时。长沙《大公报》一创刊便高举反对帝制的大旗,以“毋忘国耻”、“爱国救民”为宗旨,以“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无畏气概,与“帝制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虽遭查禁封闭,但毫不妥协,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是二版报头的四个楷体大字――“毋忘国耻”,特别醒目。它好像一面旗帜,鲜明地展示了该报的报格,而这面旗帜从创刊一直飘扬到1916年的3月5日,这在当时的报界可谓独树一帜。 
   1919年的“五四运动”,震惊中外。湖南督军张敬尧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对《大公报》检查尤严。因为自年初巴黎和会召开,《大公报》就开始报道有关消息,到4月底、5月初,山东问题更是占了报纸的大量版面。比如:《山东外交商榷团为青岛问题泣告全国父老书》、《危机一发之山东大问题――国民注意大注意》、《全国力争之山东问题》等,让张敬尧大为恼火,对该报以及所有报纸严加控制。《大公报》的新闻稿件往往被检查员临时抽去,又不准报纸开天窗,编者只好临时拼凑稿件来填补。但新闻界的抗争一天也没停止过!5月9日,长沙各报终于冲破封锁开始报道北京学生运动情况,而尤以《大公报》的报道最为详尽。5月9日,《大公报》第三版《中外要闻》头条就是3000多字的长文章:《北京学生界与山东问题》。文章用“事前之准备”、-'“天安门前之状况”、“全体学界之通告”、“章曹之危机”、“曹宅起火与学生被捕”等八个小标题,从八个方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报道。比如北京大学3日晚开会情况:“盖是时,有数人演说,激昂慷慨,声泪俱下,于是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即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揭之于众,而鼓掌、万岁声相继而起,全场顿现一种凄凉悲壮之气象。”而“天安门前之状况”,其实就是一篇记者目击记: 
   昨四日下午一时余,本报特派员进中华门,由甬路向北步行,……时天安门南竖立一大菥式长方白布,上书一联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扎白旃数面书:“取消二十一条款”、“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宣告死刑了”,种种字样又有种种绘画,上书“卖国之四大金刚应处死刑”、“小饿鬼想吃天鹅肉”等字样。学生站立于道左,各执一面白旃,大小不一,有布质、有纸质,而画卖国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者多不胜记。噫!曹章之免予死万幸矣!…… 
   “全体学界之通告”则大声疾呼:“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在“章曹之危机”里,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章曹的狼狈相:“章宗祥巳吃老拳不少,然而并未打死。可见,章氏不但能挨骂并能挨打亦!……其实曹氏本在家中,当学生们打门呐喊时,知风头来的不顺。出前门既不可。出后门也怕吃亏,遂想出一跳墙之计,不料心慌手乱,跳的法子不妙,不留神把腿摔伤,由家人保护往六国饭店去了。”以上引文绝大部分为大号黑体字,浓墨重彩,充分表现了其对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对卖国奸贼的深恶痛绝。相关的新闻这一天的报纸上还有很多。5月10日,有关的消息更多,较长的文章还是《北京学生界与山东问题续志》(11日还有“三志”)。直到6月初还有相关报道,包括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情况。这些报道对湖南的学生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相比之下,位于北京近邻的天津《大公报》要“冷静”得多。“从报纸版面看,5月初的几天,未直接报道学生活动,但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国际时事。5月7日,出‘大公报特别附张’,以有别于平日大字号登出的‘东方通讯社电报’、‘特约路透电’、‘紧要纪事’等。这里要注意的是东方通讯社是日本人办的通讯社,路透社是英国人的通讯社,刊登这些电稿,虽然从数量上很丰富,但反映的是外国人的观点,不能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看新闻。”它对“五四运动”也有一些报道:如5月5日即在二版(一版为广告)《北京特约通信》头条发表《北京学界之大举动》,1200字左右,基本客观地报道了事件经过。其他栏目则很少涉及,这种情况持续到8日,以后就不是每天都报道了。虽然也有其他省份学生运动的报道,但字数很少。因此,就报道的篇幅以及语气态度看,远不如长沙《大公报》。天津“《大公报》虽然承认学生的行为是爱国的,但站在当局的立场,反对暴力行为。如1919年5月6日的一则报道这样写道:‘政府方面,对于学生行动既闹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虽鉴于各学生爱国之忱,然暴动行为则所不许。昨日午后,大总统会邀教育傅总长交通曹总长等在集灵囿会议办法。’其时正是皖系政府当政,《大公报》当然要站在政府的角度说话,不免就令学生失望了。” 
   长沙《大公报》有关学生运动的大量报道,对湖南各界、尤其是学生界影响很大。张敬尧对它恨之入骨。“七月十六日,张氏终借口《大公报》刊登各界反对他搞所谓省议会选举的‘湖南各公团联合会不认省议会非法选举之宣言’广告一事,于是日半夜突派大批督察闻人该报抓人和强迫停刊。各公团当即开会,派出代表质问张氏,张理屈词穷,表示道歉。该报又将这一经过以新闻报道登出。有素忌该报者,即持该报人见张氏,指出‘道歉’两字为督军向《大公报》屈服,张氏大怒,认为道歉即哭脸磕头,立饬警厅复将该报封闭,一直延至八月十五日始行复刊。复刊之日,主笔龙兼公即写社论《报纸与舆论》一文强调:‘此次出版后,极想继续前此固有之精神,把他发扬光大起来,负一份创造代表改革的责任,甚望国中舆论辅助匡正之。’对张氏的专横跋扈,毫无惧色。” 
   8月以后,张敬尧又先后查封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并强行解散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对舆论的摧残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2月,湖南省学界酝酿全省学校总罢课,驱逐张敬尧。龙兼公与毛泽东及省学联彭璜共同起草驱张宣言,在街头散发和演说,痛陈张氏祸湘罪状,唤起市民支持驱张运动。很快,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湖南学联代表和长沙1.3万名学生发表誓言:“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紧接着全省总罢课,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运动最后以张敬尧逃离长沙而胜利结束。从张敬尧入湘到出湘,《大公报》不惧淫威,一直坚持斗争,即使报馆被封,也不做瓦釜之鸣。而主笔龙兼公等更是驱张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1951年龙兼公逝世时,原《大公报》经理李晋康曾作有如下一副挽联:“与毛主席共草驱张宣言,少壮能努力;办大公报高举反袁旗帜,老死无恨心。”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界空前团结,而长沙《大公报》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谨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并深切缅怀报界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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