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汇编（第1编）共79册

资料编号：KW8230

特别提示：缺第8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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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锡龙 主编

出版社：广陵书社

出版时间：2020

所谓“副刊”是指除新闻、评论之外的报纸版面，一般都有固定名称，专门发表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随报纸定期出版。“副刊”最早被称为“附刊”、“副张”，有随报附送之意。而“副刊”之命名，则和《晨报》有关：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晨报》在第二版上发布出版《晨报附刊》启事，“本报的篇幅原是两大张，现在因为论说、新闻、海内外通信、各种调查、各种专件以及各种广告，很形拥挤，几于要全占两大张的篇幅；而七版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常有要求增加的表示，所以现在决定于原有的两大张之外，每日加出半张，作为‘晨报附刊’，原来第七版底材料，都划归附刊另成篇幅。”另据副刊编者孙伏园回忆：“《晨报附刊》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正式出版的，翻开报纸，很多人不免奇怪，为什么报头是《晨报副镌》，报眉又是《晨报附刊》几个字呢？原来《附刊》这名字是鲁迅先生取的。他认为《晨报》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既然独立地另出一页四开小张，随同《晨报》附送，那末就叫《晨报附刊》吧！《附刊》也就是另外一张的意思。《晨报》总编辑蒲伯英的字写得不错，他亲自写了一个汉砖字体的版头，把‘附刊’写成了‘副镌’。为了尊重鲁迅先生的原意，所以报眉仍用‘晨报附刊’几个字。”[1]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考虑到“镌”字不够通俗，《晨报副镌》更名为“晨报副刊”。从此以后．“副刊”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报纸所接受，进而为全国所通用。从报纸副刊的种类来说，按性质划分，副刊可以分为专门性副刊、综合性副刊。如果再细致划分的话，专门性副刊又可分为文学副刊、艺术副刊、经济学副刊、哲学副刊、体育副刊等等；综合性副刊则往往是不针对某一学科的跨学科类别的副刊，《新华日报》的《团结》副刊，所登文字既有文学作品，又有时政性的文章，间或有歌曲、木刻等艺术作品，当属综合性副刊。
报纸副刊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报纸的内涵，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阅读趣味，对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扩大报纸的影响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早出现的副刊当属《字林沪报》的《消闲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字林沪报》为增加报纸的趣味性，吸引读者，提高报纸的竞争力，随报发行《消闲报》，这被认为是最早的报纸副刊，距今已经有一百二十余年了。而在所有类型的报纸副刊中，影响最大、读者面最广的当属文艺副刊。早期的报纸文艺副刊《字林沪报》的“消闲报”、《时报》的“余兴”、“小时报”、《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等，往往强调作品的趣味性、通俗性，刊载的多是迎合市民口味的消闲性文字和言情小说之类的作品。一九一七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报纸文艺副刊的文化传播、思想启蒙的功能才得到逐步强化，《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民国四大文学副刊应运而生，这些文学副刊对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京报副刊》编者在曾《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一文中，从三个方面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报纸副刊的样子：第一，日报需要有讨论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学问的文章，以作读者生活的指导，但要“避去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的弊病”；第二，“日报附张的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所以文学艺术这一类的作品，我以为是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比学术思想的作品尤为重要”；第三，“也是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就是短篇的批评。无论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对于思想，对于文学艺术，对于出版书籍，日报附张本就负有批评的责任”；“除了批评以外，还有如不成形的小说，伸长了的短诗，不能演的短剧，描写风景人情的游记，和饶有文艺趣味的散文，这一类文字在作家或嫌其仅属断片而任其散失，而在日报则取其所含思想认为有登载的可能。”[2]从报纸文艺副刊后来的发展看，它确实成为了传播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新文艺的重要平台。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有五千余种，作者阵容强大，刊载的作品种类繁多、体量庞大，举凡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文艺评论……所有的文学作品类型都在文艺副刊上有所体现，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文艺副刊上发表过作品，文艺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沈从文在《编者言》一文曾这样总结这一时期的文学副刊的作用：“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兴味和信仰。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太戈儿、爱因斯坦的学术讲演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之、丁文江等等重要论著或争辩，是由副刊来刊载和读者对面的。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新作家的抬头露面，自由竞争，更必需由副刊找机会。刊物既在国内作广泛分布，因之书呆子所表现的社会理想和文学观，虽似乎并不曾摇动过当时用武力与武器统制的军阀社会，却教育了一代年青人，相信社会重造是可能的，而武力与武器能统制这个国家，却也容易堕落腐烂这个国家民族向上向前的进取心!更显而易见的作用，也许还是将文学运动，建设在一个社会广大基础上，培育了许多优秀作家，有理想，能挣扎，不怕困难。副刊既能尽庄严的责任和义务，因之也就有它的社会地位。它直接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磐石永固，间接还助成了北伐成功。”[3]
一般认为，图书出版、期刊杂志、文艺副刊是支撑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平台，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了解文艺副刊的发生、发展，很难说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充分而又深入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文艺副刊的作用无可替代：首先，文艺副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出版平台。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轻视文艺副刊，潜意识中认为这上面的作品，都是一些小文章，不但难称经典，甚至连重要作品也谈不上。这是对文艺副刊的一个认识误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借助副刊与读者第一次见面的，鲁迅的《阿Q正传》即是发表在《晨报副刊》，郭沫若的《女神》中的很多诗篇则都是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实际上，很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经典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还是戏剧都是最早发表在文艺副刊上的，如巴金的《激流》（出版时更名为《家》）、老舍的《四世同堂·惶惑》、曹禺的《北京人》等经典作品都是首先在上海《时报》、重庆《扫荡报》、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更为重要的是，以连载形式在文艺副刊上登载的这些作品，与作家出版单行本时的作品有着诸多的不同，因此，文艺副刊上的文本具有非常高的版本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很多作品短小精悍、报纸又保存不易，加之作家经常在动荡中迁徒，一些发表在报纸文艺副刊上的作品因没有留存剪报而导致了散佚，最终没有收入任何作品集，成为佚文。从这一角度说，文艺副刊应该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钩沉辑佚的重要渊薮。其次，文艺副刊不但是一些重要文学作品首刊之地，同时也是文艺社团、流派的催生之所，各种文艺思潮在这里交相辉映，相较期刊而言，由于报纸出版频率高，能够更及时地传达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的意见，历来为各派作家所看重。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京派”一定会黯然失色，而如果没有《晨报副刊》，“国剧运动”也很难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三，报纸文艺副刊给杂文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发展平台，拓展了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使杂文这一文体在民国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我们知道，《青年杂志》创刊以后，“随感录”专栏上的文章已经具备了现代杂文的刍形，随着报业的发达，各报为了争取读者，普遍重视发表与社会民生、时代政治密切相关的时论性文字，它以短小精悍、针砭时弊见长，文风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反映的问题也多为读者所关切，一时间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文体。作为副刊编者的孙伏园曾经这样总结杂文与文艺副刊的关系：“副刊上的文字，就其入人最深一点而论，宜莫过于杂感了。即再推广些说，近几年来中国青年思想界稍呈一点活动的现象，也无非是杂感式一类文字的功劳。杂感优于论文，因为他比论文更简洁，更明了；杂感优于文艺作品，因为文艺作品尚描写不尚批评，贵有结构面不务直捷，每不为普通人所了解；杂感不必像论文的条畅，一千字以上的杂感就似乎不足贵了；杂感虽没有像文艺作品的细腻描写与精严结构，但自有他的简洁明了和真切等的文艺价值——杂感也是一种的文艺。看了杂感的这种种特点，觉得几年来已经影响于青年思想界的， 以及那些影响还未深切著明的一切作品， 都有永久保存的价值。”鲁迅的后期杂文，大多发表在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可以说，如果没有《申报·自由谈》等文艺副刊的存在，鲁迅杂文也很难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其四，报纸文艺副刊的存在，对现代文学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书籍、期刊的流通、发行的渠道有限，为了扩大发行量，书店、期刊编者都非常重视书刊的广告，他们往往利用报纸每日出刊、发行量大、读者面广的优势，在文艺副刊上刊登新书的出版信息和期刊要目，以引起读者的注意。现在看来，这些书刊广告在扩大新文学书籍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了解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这一角度讲，报纸文艺副刊理应得到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非常遗憾的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出版社、期刊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的研究讨论已经非常深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网络数据库的建设也渐入佳境，唯独文艺副刊的研究处于落寞的状态，这种研究状态与副刊对现代文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相匹配的。恰如孙玉石先生所说的，“近年来，作现代文学研究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报纸文艺副刊资源的开发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突围以及学风改变之间的关系。现代报纸文艺副刊，蕴藏了相当丰富的文学文献资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得到全部、完整的开发，没有充分地进入现代文学史的记忆和写作。现代文学许多现象的发生，作家许多作品最初的发表，除了文学杂志以外，往往是以报纸文艺副刊为主要阵地的，报纸文艺副刊有它独特的空间和影响。”[4]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目前已经完成的所有工具书、文献丛书、数据库项目中，都是对期刊杂志、书籍出版物的整理与研究，相对而言，民国报纸文艺副刊文献的整理、索引编制、数据库建设方面依然非常薄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学术规范得以强化，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第一手文献的使用。近三十年来，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在理论研究方面，《新文学资料引论》(朱金顺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谢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零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著，中西书局二零一二年)等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著作先后出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文献整理方面，陆续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等严格按原始文献编选的多卷本丛书。在工具书的编纂方面，先后整理出版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王大明等主编，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续一)》(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续编》(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等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吴俊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等著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一批与现代文学史料紧密相关的数据库陆续建设完成，与现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大型的数据库有：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期刊数据库、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发的“近代报刊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这些文献丛书、数据库在保存原始文献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已经完成的所有工具书、文献丛书、数据库项目中，绝大部分都是对期刊、书籍出版物的整理与保存，相对而言，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资料整理、索引编制、数据库建设可以说非常薄弱。
事实上，报纸文艺副刊又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相关度非常高，对研究文学思潮、作家思想与作品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报纸本身出版年限长、体量大、存世量少以及作品短小、容易散失的特征，使文学副刊文献的查找、利用非常不易。从某种意义上讲，系统检索工具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文艺副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目前，可全文检索的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仅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申报》、《大公报》、《晨报》、《京报》、《益世报》等有限的几种影响比较大的全国性报纸，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能够检索到的民国报纸也非常有限。而在现有的检索工具书中，除《申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华商报》编有完备的索引外，文艺副刊方面仅有《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续一）整理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中央日报》、《华商报》等十六种报纸的部分文艺副刊目录。除此之外，仅有个别的文艺副刊被研究者编制了目录，如《大连〈泰东日报〉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一年文艺副刊主要作家作品目录索引》(张志勋辑，《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三辑)、《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东北报刊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部分目录索引》(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东北现代文学史研究小组辑，《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三辑)、《〈中南日报·副刊〉(一九四零年二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目录》(谢小健，《福建新文学史料辑刊》第一辑)、《〈东南日报·笔垒副刊〉目录(一九四五年一至三月)》(吴毓鸣辑，《福建新文学史料辑刊》第一辑) 、《〈前线日报·战地副刊〉(一九四二年七至十二月)目录》(张晓平辑，《福建新文学史料辑刊》第二辑) 、《〈华侨日报·鹭风〉(一九三七年五至八月)目录》(黄安榕辑，《福建新文学史料》第四辑)、《伪满州国主要汉语报纸文艺副刊目录》（大久保明男编著，北方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七年版）等。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些副刊目录较为零散，查找、检索非常不便，很难被研究者充分利用。而在文艺副刊研究领域，虽然出版了几部专门研究《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益世报》、《中央日报》、《解放日报》等文艺副刊的论著，但这些论著都是以一种报纸的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尚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民国时期文艺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的论著出现。一些专门研究文艺副刊史的论著如《中国文艺副刊史》（冯并）、《打开历史的尘封》（郭武群）、《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雷世文），也多以有限的主要报纸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一些影响比较大、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特点的文献整理出版，以为文艺副刊研究提供助力，进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我开始关注民国时期的报纸文艺副刊，我从事沈从文研究有关。二零零三年，在写作《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之初，即从编制一个简单的“沈从文年谱”入手，搜集沈从文的文献资料。因为沈从文文艺副刊编者的特殊身份，自然比较关注《中央日报》、《大公报》、《益世报》、《观察报》、《平明日报》、《经世日报》等与沈从文文艺副刊编辑生涯关联密切的几种报纸。在这一过程中，偶然发现沈从文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并没有收入《沈从文全集》，而《沈从文全集》中一些文章的编者说明、各种版本的沈从文年谱、年表的表述，也多有漏收发表这些文章的副刊信息或表述有误的情况，随查随记。当《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二零零六年第二版更名为《沈从文的后半生》）完成以后，这方面的文字已经积累到了三十余万字，为了把这项工作延续下来，遂于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先后以“沈从文年谱长编”、“民国时期文艺副刊检索系统”为题申请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均于当年获准立项。这两项工作既相对独立，又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沈从文年谱的编纂，引发了我对副刊文献的关注，而检索数据库的建成，必将深化对沈从文编辑生涯的理解。原初设想，只要借用现成的文艺副刊索引，再把尚没有做索引的报纸文艺副刊的相关文献找到，将其录入已经初具规模的“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检索系统”数据库即可。但研究工作开始以后，才发现它的复杂程度难以想象：不但没有现成的系统文艺副刊索引可资借用，就是自己从报纸文献中提取数据也异常艰难！民国时期报纸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本来就少，加之各图书馆出于文献保护的目的，已经不再提供原始报纸的阅览，只好求之于缩微文献，而阅读缩微文献更是一项耗时、费力、伤视力的工作，如果想进行文献的数据还原的话，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对于在高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时间、经费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但事情既已开始，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做下去，最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把这两项工作做扎实，在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文学院、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完成了一百余种报纸文艺副刊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共积累了各种文艺副刊的图像资料七十多万张，数据库也已经有了数十万条数据，初具规模，但这个数字尚不足民国时期存世报纸副刊文献的二十分之一！即便如此，这些文艺副刊上的资料对我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除发现了大量作家的佚文外，同时还校正了各种作家全集、年谱中的很多不太准确的表述。为了使这些文献资料给更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便利，我们先行整理了北京(北平)、南京、重庆地区的十五种报纸文艺副刊(含发表文艺作品的部分综合类副刊)版面，编为三卷八十册：
北京卷：《世界日报》、《世界晚报》、《新晨报》；
南京卷：《中央日报》、《京报》、《中国日报》、《和平日报》；
重庆卷：《新蜀报》、《新民报》、《西南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新民报晚刊》、《世界日报》、《和平日报》；
上海、天津、桂林、昆明地区的报纸副刊数据也已经采集完毕，正在整理过程中，很快就会和读者见面。我们之所以优先选择这些报纸的文艺副刊影印出版，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一）重要性原则。所选报纸的所在城市在一段时间里是重要作家的集聚地，如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昆明、桂林等城市。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二十世、二十年代的文化中心，大学林立，文化人集聚，《晨报》、《京报》、《世界日报》等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报纸都在这里出版。国民政府南迁之后，一大批文人又都集聚到上海、南京，成为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的重要根据地，成为各种文艺思潮的交汇的地方。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重要作家的聚集，不但有效地保证这些地区的文艺副刊的稿源，同时也确保了这一地区副刊的全国影响力。
（二）稀缺性原则。在二千多种民国报纸中，我们选择了一九四九年后没有影印出版过、也尚未建成全文数据库、读者查找阅览十分不便的十五种报纸先行影印出版。尽管《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申报》、《大公报》、《晨报》、《京报》、《益世报》、《华商报》等报纸非常重要，其文艺副刊也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考虑到这些报纸一九四九年后都曾系统影印过，各大图书馆都有收藏，这其中的有些报纸已经建成了全文检索数据库，读者查找起来较为方便，本着节约资源，避免重复出版的原则，这些报纸的文艺副刊我们没有收录。
（三）系统性原则。一九四九年前，我国出版有报纸数千种，但由于战乱频仍，加之和图书、期刊相比，报纸保存起来比较困难，导致现代报纸文献缺失较多，因此，想找齐一套完备的文艺副刊非常不易。本汇编选择的文艺副刊均是比较系统、缺失较少的报纸文艺副刊，一些非常重要，但缺失严重的报纸文艺副刊未纳入此次整理的范围。
（四）在副刊的选择方面，除文学类副刊外，考虑到戏剧、电影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原因，本书也收入了戏剧、电影等艺术门类的副刊。
需要说明的一些问题：
由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动乱不已，报纸的损毁情况非常严重，要想找到一份完全的报纸不易。因此，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依然还有一些副刊有缺期的现象。
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繁荣，往往会出现一种报纸出版数种文艺副刊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便于研究者利用，我们将分散于不同日期的同一副刊集中编排，不同的副刊之间以创刊时间排序。
《中央日报》主报在办报过程中，由于政治和战争的影响，曾辗转上海、南京、重庆多地办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其办刊时间最长的南京作为其归属地。
民国文艺副刊的整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工作，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但只要大家不断努力，集腋成裘，总有白马驮归的那一天。我们相信，本汇编的编辑出版，不但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现代文学史上的文艺副刊的整体风貌；同时，也为作家作品的钩沉辑佚、版本校勘提供便利条件，必将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目录介绍如下：

├─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汇编（第1编） 001 (0 folders, 13 files, 3.83 GB, 3.83 GB in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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